第06部卷五百二十七 (第2/4页)

王之道者，以为第一等；其有精于诵注者，与精于诵疏者，以为次等；不登此二科者，以为下等。不亦善乎？且明六经之义，合先王之道，君子之儒，教之本也；明六经之注，与六经之疏，小人之儒，教之末也。今者先章句之儒，后君子之儒，以求清识之士，不亦难乎？是以天下至大，任人之众，而人物殄瘁，廉耻不兴者，亦在取士之道，未尽其术也。诚能革其弊，尊其本，举君子之儒先于理行者，俾之入仕，即清识君子也；俾之立朝，即王公大人也。一年得一二十人，十年得一二百人，三十年得五六百人，即海内人物，不以盛乎？昔唐虞之盛也，十六族而已；周之兴也，十乱而已；汉之王也，三杰而已；太宗之圣也，十八学士而已，岂多乎哉？　今海内人物，喁然思理。推而广之，以风天下，即天下之士，靡然而至矣。是则由于有司以化天下，天下之士，得无廉耻乎？冕顿首。　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　冕再拜上书相公阁下：昨得蒋起居书，伏承相公以冕《论房杜二相书》并《答江西刑政论》共四本，以付史馆。冕惕然自失，惧辱相公之厚意，遂取旧本，删改数处，愧无运斤之妙，徒有伤手之责，谨随状献上，退而自惭。去年又续奉相公手疏，以国家承文弊之后，房杜为相，不能反之于质，诚如高论。又以文章承徐、庾之弊，不能反之于古。愚以为不然。故追而论之，以献左右。　且今之文章，与古之文章，立意异矣。何则？古之作者，因治乱而感哀乐，因哀乐而为咏歌，因咏歌而成比兴。故《大雅》作，则王道盛矣；《小雅》作，则王道缺矣；《雅》变《风》，则王道衰矣；诗不作，则王泽竭矣。至于屈宋，哀而以思，流而不反，皆亡国之音也。至于西汉，扬、马以降，置其盛明之代，而习亡国之音，所失岂不大哉？然而武帝闻《子虚》之赋，叹曰：“嗟乎！朕不得与此人同时。”故武帝好神仙，相如为《大人赋》以讽之，读之飘飘然，反有凌？之志。子云非之曰：“讽则讽矣，吾恐不免于劝也。”子云知之，不能行之，于是风雅之文，变为形似；比兴之体，变为飞动；礼义之情，变为物色，诗之六义尽矣。何则？屈宋唱之，两汉扇之，魏晋江左，随波而不反矣。故萧曹虽贤，不能变yin丽之体；二荀虽盛，不能变声色之词；房杜虽明，不能变齐梁之弊。是则风俗好尚，系在时王，不在人臣明矣。故文章之道，不根教化，别是一枝耳。当时君子，耻为文人。《语》曰：“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。”文章技艺之流也，故夫子末之。是以四杨荀陈，以德行经术，名震海内，门生受业，皆一时英俊。而文章之士，不得行束修之礼。非夫两汉近古，由有三代之风乎？惜乎系王风而不本于王化，至若荀孟贾生，明先王之道，尽天人之际，意不在文，而文自随之，此真君子之文也。然荀孟之学，困于儒墨；贾生之才，废于绛灌。道可以济天下，而莫能行之；文可以变风雅，而不能振之。是天下皆惑。不可以一人正之。今风俗移人久矣，文雅不振甚矣，苟以此罪之，即萧曹辈皆罪人也，岂独房杜乎？　相公如变其文，即先变其俗，文章风俗，其弊一也。变之之术，在教其心，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。伏维尊经术，卑文士，经术尊则教化美，教化美则文章盛，文章盛则王道兴。此二者，在圣君行之而已。冕再拜。　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　昨暮辱问，兼示所寄宇文生书，忧深思远，推仲尼之道，见天地之心，甚善。来书之意，远者大者，斯尽善矣。其愚之所谕者，辄备闻见，以献左右。　宇文生云：“仲尼因旧史修《春秋》，所记不过二百四十二年。今子长乃轶孔氏而修数千年荒绝之书，助以黄老寓托之说。仲尼之所二，子长之所一；仲尼之所难，子长之所易。”美则美矣，愚以为未尽。昔大雅丧然后颂声寝，王泽竭然后诗不作；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以一王法，于是记言事以为？贬，尽闻见以为实辞。举凡例以为异同，此夫子之所见也，故书之；所闻异同，此夫子之所闻也，故书之；所传闻异同，此夫子之所传闻也，故书之。非此三者，夫子不书，此圣人之志也。非当十二公之事，圣人以为易；过十二公之事，圣人以为难明矣。六经之作，圣人所以明天道，正人伦，助治乱。苟非大者，君子不学；苟非远者，君子不言。学大则君子之德崇，言远则君子之业广。故仲尼叹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。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也。”又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从周。”于是叙书即起《尧典》，称乐则美《韶武》，论诗即始《周南》，修《春秋》则绳以文武之道。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至于幽、厉、桓、庄，逶迤陵颓，斯不足徵也。故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”足则吾能徵之矣。是以三千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，岂不教尊而后道高，师圣而后功倍者也？曾子曰：“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。”　又来书罪子长《自序》云：“夫子没五百年而《史记》作，非圣人而修圣人之名者，素王之篡臣也。”美则美矣，愚以为未尽。昔周公制礼五百年，而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夫子没五百年，而子长修《史记》。迁虽不得圣人之道，而继圣人之志；不得圣人之才，而得圣人之旨，自以为命世而生，亦信然也。且迁之没，已千载矣，迁之史，未有继之者，谓之命世，不亦宜乎？噫！迁承灭学之后，修废起滞，以论天下之际，以通古今之变，而微迁叙事，广其所闻，是轩辕之道几灭矣。推而广之，亦非罪也。且迁之过，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，使杨朱墨子，得非圣人，此迁之罪也。不在于叙远古，示将来也。足下岂不谓然乎？　夫圣人之于《春秋》，所以教人善恶也，修经志之，书法以劝之，立例以明之，恐人之不至也，恐人之不学也。苟不以其道示人，则圣人不复修《春秋》矣；不以其法教人，则后世不复师圣人矣。故夫求圣人之道，在求圣人之心；求圣人之心，在书圣人之法。法者，凡例？贬是也，而迁舍之。《春秋》尚古，而迁变古，由不本于经也。以迁之雄才，奋史笔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守凡例而书之，则与左氏并驱争先矣。苟知圣人之法，则知《春秋》之可兴；知《春秋》之可兴，则君子乎哉！宇文生近之矣。　昔者仲尼门人，得其门者，然后见宗庙之美